在中国舞蹈学术版图中，舞剧史的研究长期处于相对薄弱的状态。自1990年《中国舞剧史纲》问世以来，虽偶有专题论述，却始终缺乏一部贯通70余年的宏大通史。近日，由于平、许薇编著的《中国当代舞剧发展史》（上、下卷）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皇皇130余万字，将研究时限从原定的2019年延展至2025年，以鲜明的“在场性”拓宽了中国艺术学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边界。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的结项成果及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该书在“历史脉络”“创作实践”“发展态势”三个关键词的统领下，形成了“史、论、术”三位一体的学术架构。读罢全书，最深刻的印象在于编著者对史学方法论的高度自觉——不是将作品按时间顺序编排了事，而是始终追问“历史脉络的构成逻辑是什么？是时间的自然延续还是具有审美求索的变迁？”正是这种追问，使该书超越了一般意义的史料汇编，成为一部有思想筋骨的艺术史著。
历史脉络与审美变迁的统一
如何处理70余年的时间跨度，是史家面临的首要难题。著者坦言，分期“要考虑时间的维度，但更重要的是审美价值的变迁”。基于此，全书以“奋斗”二字贯穿，将中国当代舞剧划分为“艰苦奋斗”（1950—1976）、“开放奋斗”（1977—1989）、“改革奋斗”（1990—1999）、“跨越奋斗”（2000—2012）和“逐梦奋斗”（2013—2025）五个时期。各阶段起止年份与社会历史节点呼应，却未机械地以政治事件切割艺术发展，而是在阶段性中见出连续性。从《和平鸽》的观念象征到《只此青绿》的古典精神返场，从《红色娘子军》的芭蕾丰碑到《永不消逝的电波》的现代叙事，一代代舞剧人接续奋斗编织出审美价值变迁的艺术图谱。
在空间维度上，该书同样体现了审慎取舍。著者基于“质”优先于“量”的价值判断，选择了一些港台地区来到内地演出并产生一定影响的舞剧创作。书中对刘凤学新古典舞团、林怀民的云门舞集等予以专节评述，既保证了视野的完整性，又避免了面面俱到的资料堆砌。
形态分析与文化观照的交融
著者明确定位，本课题“既是历史的研究也是美学的研究，尤为强调美学研究观照下的历史脉络呈现”。这一方法论自觉贯穿全书，构成了该书最具辨识度的学术品格。
在美学维度上，该书展现出深厚的舞蹈形态分析功力，深入每一部代表性作品的“创作术”内核。对《宝莲灯》“三圣母形象的性格定位与‘宝莲灯’道具的构剧功能”的解析，对《丝路花雨》“反弹琵琶”背后“S形曲线运动规律”的发现，对《阿诗玛》“化戏为舞”结构思想的提炼，无不从舞蹈形态出发抵达美学灵魂，使之成为一部蕴含丰富创作经验的“活的教科书”。
在历史维度上，该书将舞剧置于复杂的时代语境中加以考察。对《红色娘子军》的分析不限于芭蕾创新，更置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政策背景下剖析艺术与意识形态的互动；对改革开放初期《丝路花雨》《奔月》等作品的研究，则聚焦思想解放如何催生观念更新。著者尤其关注“本体特性审美价值变迁的驱动力量”，既考虑民族文化心理积淀，也关注西方特别是苏联舞剧观念的影响。两种维度并非机械并置，而是善于“在历史语境中审视美学且通过美学形态透视历史”，从《祝福》《雷雨》等作品的结构创新中，读出改革开放后人的主体性觉醒这一时代命题。
“以人传舞”与“论从史出”的贯通
该书在方法论上的另一特色是提出“以人传舞”的理念。著者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编导在舞剧创作中的地位愈发重要，他们拒绝被动充当“传声筒”，通过作品积极表达艺术观与人生观。为此，书中专设单元聚焦舒巧、王玫等代表性编导，将作品与编导个人体悟互为参证。当我们读到舒巧“力求简约，追求深邃”，王玫“用女人的身体道出曹禺未说之语”，舞剧史便增添了人的温度与思想的力量。这种“文本”与“人本”相统一的研究路径，使全书成为一代代创作者艺术观念交锋、美学理想传承的精神史。
当前艺术史写作常见两种偏向，或沉溺史料考据缺乏学理提炼，或热衷理论预设肢解历史。该书得以规避二者，关键在于恪守“论从史出”的学术立场。全书建立在扎实的文献与影像基础上，文学台本、编导阐述均有细致征引。与此同时，著者并不满足于史料铺陈，而是在历史梳理中提炼出重要学理命题——民族舞剧的“两个传统”、芭蕾的“心理描写”趋向、“舞蹈诗”与“舞剧”的体裁之辨……这些命题不是先验预设，而是从史料中自然生长的理论成果，一经提炼又反过来照亮历史理解。这种“史—论—术”循环往复的路径，使全书形成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循环。
现实关怀与“发展态势”的前瞻
一部有分量的史著，不仅要回答“从哪里来”，还要回应“向何处去”。该书以“发展态势”为分析维度，发出一系列直指当下的追问：现实题材创作为何稀缺？“舞蹈诗”形态如何认识？舞台科技与“整体剧场”观念将产生何种影响？新时代舞剧需要什么样的发展坐标？这些问题并非书斋玄思。著者对“舞蹈诗”现象的学理反思便是一例——在肯定其拓展形态的同时，也清醒指出“诗歌意象”与“戏剧行动”的本质差异及其存在本体特性模糊之虞。这种不回避真问题的态度，使该书具有了推动学科发展的建设性力量。
在研究方法上，该书体现了“多样性中把握主流本质”的史识与取向。面对70余年浩瀚创作，著者坚持“从史实出发、用史实发声”，以辩证唯物主义为理论根基，用全面、联系、发展的眼光观察问题。无论对经典民族舞剧的珍视，还是对现代舞剧实验精神的肯定，行文均以其在审美价值变迁中是否具有节点意义为尺度，形成了兼容而不失主见的史述风格。
从《中国舞剧史纲》到《中国现当代舞剧发展史》，再到这部贯通当代舞剧创作的《中国当代舞剧发展史》，中国舞剧史研究的学术积累在学人接力中日益丰厚。于平与许薇两位学者以深厚学养和严谨治学，奉献了一部“论从史出”的坚实之作。它将以深邃史识与通达学理，持续滋养中国舞剧创作的未来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