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各类AI平台的普及、技术使用的日常化，创作者借助AI生成视频、文本、图像等不同形态内容的现象亦已屡见不鲜。例如，在AI软件的普及推广过程中，“一键成片”的宣传屡见不鲜，由此对渴望挤过创作门槛的广大用户形成巨大的吸引力。然而，在大量基于指令生成的作品中，往往存在一种难以消解的“AI味儿”，文学类内容辞藻繁复却意象空泛，结构工整却情感苍白，短剧类对白套路化甚至情节重复，叙事逻辑断裂以及读者代入感不足。若仅将上述现象简单视为AI技术尚未成熟的结果，不免是一种避重就轻的解释。如此想法，不仅忽略了AI创作过程中所隐含的人机交互机制，也无形中回避了创作者作为意义输出主体所应承担的责任。
实际上，AI作为创作工具，如果被寄希望于可以通过其越过所有的创作门槛，无疑是不现实的。我们使用AI，首先要关心AI如何运行。
AI的运行原理是基于概率统计的模式再现，优势是对已有的文化符号进行有效的聚类整理，而不是精准的价值判断能力。算法系统所执行的始终是形式层面的优化，而非意义层面的生成，因而创作过程中真正具有决定性的环节——意义内核的确立与选择，并未随技术进步而被转移，反而更加集中地落回创作主体自身。在生成效率被极度放大的技术语境中，创作活动的关键不再取决于产出能力，而转向一种更为隐性的意义调度能力，即作者是否有持续稳定的内在知识体系，尤其是建立在人生体验之上的深刻洞察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准确的文化素材提取力。它不是单纯的知识积累，而是一种高度内化的认知性审美操作系统，能实现对文化素材的有效检索、甄别、拆解、创造性重构，最终产生明确的意义指向。一旦文化积淀不够、审美尺度不统一，价值判断过于依赖外在范式，那么技术提供的无限可能就无法成为创造潜能，也就暴露出深加工能力的不足。由此可见，“AI味儿”的存在并非单纯的技术局限，而是在人机协作结构中，创作主体作为第一推动力所面临的文化内存贫瘠与意义输出机制失衡，才是问题的根源。
这种现象在文本层面中则表现为意象退化为可快速调用的符号，进而削弱了作品的意义表达。当符号离开它的产生语境之后，它就从一种意义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拼凑材料，在符号链中的排列次第由此打乱，意象之间的互文关系也被破坏，最终导致的是以形式相似性为基础的同质化生产。AI根据简单指令所生成的许多作品，看似辞藻华丽，实则情感苍白，其内在原因并不完全源于技术生成方式本身，而更多指向作品中主体性维度的缺失。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很多创作者都是以一种被动接受的方式去面对AI创作，过多地依赖于技术对于既有的表达进行提取和拼接，进而丧失了对于世界的不断追问的能力。一旦创作沦为现成品的调取，那么人作为创作主体的经验就会被AI的工具属性遮蔽起来，使得作品变得华而不实。实际上，作品的意义不是由客体本身决定的，它是由创作者及其对象之间的特殊关系产生的，这样就必然依赖作者个性化的意识核心的在场作为支撑。艺术形象蕴含着的思想内涵、情感价值、审美意蕴不是对生活本身的复制，而是在创作者特定的生命体验、情感结构、思维方式支配下的对生活的感受、理解和创造。
因此，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从而具备创作的独创性才是避免“AI味儿”过重的关键。艺术之所以成立，根源在于创作主体与对象世界之间所建构的独特审美关系。在AI参与的创作语境中，“韵味”的生成依赖创作者以不可替代的个体经验对世界进行感知、阐释并加以转化的独创性。比如，导演俞白眉就曾经分享创作心得，表示Al提供了意想不到的镜头运动、生成细节、构图和光影，激发了灵感。而自己团队根据Al的反馈随时调整剧本，直至制作完成。正是这种主体性介入，使作品形成稳定且可辨识的审美取向，并在整体艺术水准上显著区别于一般化生产。
消解AI作品空心化倾向的根本路径在于创作者原创力的重建，其核心体现为创作过程中对世界的审美判断。由此，创作者需要增加历史文化储备，最终构建出富有创作者个性色彩的独特审美体系，以深厚修养重塑主体性。例如，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成功并不止于对传统文化素材的熟悉运用，而在于创作者基于自身生活经验，对哪吒形象进行了不同于既有叙事范式的重新理解，从而实现了传统文化意象的创造性转化。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则以宋代名画《千里江山图》为文化母本，在视觉风格之外进一步进行历史语境的阐释，将宋代社会风貌与至真至善的价值理想融入舞蹈语汇之中。
由此可见，无论AI技术如何演进，其本质仍然只是创作过程中的工具性媒介，而媒介的引入同时对新时代创作者提出更高的认知要求。创作实践中，有必要从过度堆叠的形式中抽离，回到创作本源，重新激活个体创作的内在动机，恢复对世界的感知力、求知欲及对社会人文的洞察能力。唯有当创作者自身成为思想丰饶、经验充沛的文化载体，AI方能在其审美与文化判断的引导下转化为真正有效的创作利器，从而生成能够回应时代、触及精神层面的文艺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