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巾画额志昭然 书生意气又何妨

儒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主干,是与其立足现实的世界观、积极入世的伦理观和顺应时势之变的价值观分不开的,而其中的“仁义”观是儒家传统中关于“君子”精神的核心内容。孔子说“君子以义为质”,并强调“义”的意志力,“士不可以不弘毅”“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的志气观在中国传统士大夫、儒林阶层的人格构建中具有深厚影响,强调“尚仁义之志”和“养浩然之气”。陶渊明在《读山海经》中有言“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足见中国传统士子崇尚“仁义”的坚贞风范。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强调道义比生命更加值得珍视和保护。其“仁义”论作为儒家“杀身成仁”的核心思想,千百年来,鼓舞着仁人志士献身自己的理想。它体现着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精神,已然刻入华夏儿女的基因,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历史题材闽剧《画网巾先生》便是这样一部以“仁义”等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凝聚起戏剧精神内核的优秀作品。

该剧取材自清代“桐城派”名家戴名世的史传散文《画网巾先生传》,由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出品、福建省实验闽剧院创排,二级编剧戴先良执笔、徐春兰执导、林宇辉主演。该剧讲述了南明时期,清兵入闽,一时间山河破碎,儒生冯生作为明代遗民,面对威逼利诱和昔日身边旧人的剃发易服、唏嘘规劝,始终坚守气节,不为所动,在狱中自画网巾明志,最终以个体生命为代价取义成仁的故事。作为一部新编历史剧,该剧通过塑造出的典型人物,既生动地体现出艺术典型的历史特定性、规定性和人物的个体性,又鲜明地揭示出社会历史条件和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心理演进脉络中内在的连贯性,从而折射出艺术创造的当代意涵。该剧并没有停留在情节口号化、人物概念化的庸常套路上,而是将人民性放在思想性的第一位,通过对人物的共性与典型人物个性的统一、戏剧传奇性的生动体现,以及还原闽腔的浓郁之味来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以平凡人物内在的英雄气质打动观众。

首先,把握与表现好典型环境是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的美学要求,其要义在于必须呈现典型人物所处典型环境的特定性、复杂性与残酷性,以“艺术的真实”作为塑造典型人物的客观基础。该剧舞台以黑色和灰色为主调,情节也以此为基调向前推进。剧中,新的统治者要重建社会秩序,强制推行剃发易服,违者“杀无赦”。因此,可以看到清军持刀抓捕四散奔逃的流民、挥鞭恐吓列队前去或已经剃发易服的前朝遗民,也可以看到投降清廷的县令、冯生之妻严氏等不同身份的个体面对朝代更迭的不同选择,艺术地再现了国破家亡、社会动荡、民生凋敝、人心涣散的社会环境。正是这许许多多无辜之人的命运遭际所展现出的典型环境,使得典型人物的塑造显得更加真实可信。

该剧沿用了传统戏曲一线到底的叙事结构,以冯生坚守中华文脉和民族气节的命运遭际为主线,以明代成年男子束发之“网巾”为贯穿全剧的戏剧支点,通过“戴网巾”“护网巾”“失网巾”“画网巾”等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行动,深层次挖掘和探究冯生作为知识分子在国破家亡之际的心路历程,将人物性格和命运表现得更集中、更鲜明生动、更有普遍性、更具典型意义,也增强了作品的传奇色彩。

该剧成功地塑造出一个既极具生动鲜明的个体化性格——癫生,又集中体现出中国传统儒林士子坚守“仁义”信念和“匹夫不可夺志”的普遍性的典型文化性格。明末清初,儒士成林,冯生原本只是其中普普通通的一员,主创设置其开场时假扮文昌帝君的戏谑行为既使其书生意气的锋芒初显,又点明了他是个读书万卷,势要通过科举一展抱负、为国尽忠的有志之人,也为后来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埋下伏笔。面临山河重创,清兵横行,夫人遭掳,他的第一反应是恐慌胆怯的,他害怕自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害怕不知自己的一身才学付于何地,更害怕千年儒学根脉就此尽断,于是带着自己的书童慌不择路、东躲西藏。但在清朝邵武守将池凤阳将其充作“反清逆党”,去其衣冠,威逼利诱欲使之投诚臣服之时,那缕被暴力扯下的网巾,那缕由夫人严氏自裁真发亲手织就的网巾,那缕代表儒家规训、承载着礼制与纲常的网巾,那缕象征自己作为南明王朝读书之人的尊严和民族气节的网巾,被池凤阳弃如敝屣般投入大火,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面对这些肆虐者赤裸裸地撕开自己的精神防线,肆无忌惮地将自己的人格尊严踩在地上,他反而彻底冷静了下来,恢复了心智,而积压在心底连自己都尚未察觉的愤恨与不甘又冲上心头,他的书生意气在此刻转化为对象征着自我精神图腾的网巾近乎于疯狂的执念。狱中,他提笔蘸墨额上画网巾:“这一竖中锋篆籀出浑厚,这一横师法欧楷险藏蕴,望而生畏崖千寻……”“经纬交织仁与义,万法俱齐国祚昌。网巾随身不可丢,赤子精魂此中藏”。清军笑其癫狂,以“画网巾”代称相辱,他不急不恼,反而大呼此名甚妙;面对南明降清知县江申的婉言相劝,他一番慷慨陈词反使对方颜面无存;面对清朝福建总兵王之纲对其惺惺相惜的善意规劝,他不卑不亢婉言谢绝;最后,在严氏以血为其补画网巾之后,毅然决然以身投湖,以生命为代价向世人宣告入侵者对其“精神扼杀”计划的彻底失败。

除却对冯生这个人物的浓墨重彩,该剧在另外几个主要人物身上也多有着墨:池凤阳软禁严氏欲行不轨,严氏宁死不屈,最后咬破手指,用血为丈夫补画网巾,并先其一步投湖殉国,虽身为女子,同样心怀家国大义;江申虽归附清廷以求自保,却始终心怀有愧,最终削发为僧以明心志;王之纲虽与冯生立场不同,却感怀于他的家国大义、铮铮铁骨,对其惜之重之,面对冯生一家的慷慨就义唏嘘不已,许诺将他们重殓厚葬。

戏剧作品中人物行为的真切可感性取决于特定历史环境、特定处境与情势的合理性、真实性,而那些塑造成功的人物性格对观众情绪的感召力、情感上的冲击力和感染力,则往往取决于创作者在典型性格塑造中体现出的丰富的人性内涵。这既是构成人物不同个性和传奇行为的底蕴和基础,也是戏剧作品中形成人物行为(情节)合理性、真实性和感染力的保证。闽剧《画网巾先生》在人物塑造上强调这种既有个性又有普遍性的人性,凸显在特定处境中的典型人物独特而鲜明的个性,使得该剧具有了诗剧的品质、史剧的价值。

作者系安徽省艺术研究院创作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