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多次在一些会议和期刊中看到王一川在谈论一个新的学术概念：心性现实主义。起初只是了解了一些片段的论述，未得要领，直到2024年11月，他的专著《心性现实主义论稿》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读后方才领悟：心性现实主义是王一川融汇中西方不同文化哲学，结合现代中国的文艺实践，对现实主义理论的一次系统拓展，是中国现代文艺理论批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一次全新探索。其视野之宏阔、思路之通达、论述之精微，令笔者叹为观止，也给学界同仁带来多方面的启示。
中西贯通：探寻中国传统的现代转化之路
心性现实主义的提出，既是王一川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语境中，对中国现代文艺理论批评民族主体性建构的一次自觉探索，也是他长期以来在中西两大文化哲学和文艺理论体系之间探寻中国文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实践的重要成果。从其求学、治学的经历来看，王一川始终在中西学两大体系之间求索。他的求学经历主要集中在西学大规模引入中国的20世纪80年代，其间还曾一度赴牛津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并先后在多伦多大学、哈佛大学访学，应该说他是从西学的环境中走过来的。其早期著述，如《意义的瞬间生成——西方体验美学的超越性结构》《审美体验论》《语言乌托邦——20世纪西方语言论美学探究》《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20世纪小说人物的修辞论阐释》等，多为西学道路上留下的足迹。但同时，他很早就开始自觉反思并探寻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和文艺理论现代转化之路，著有《中国形象诗学》《汉语形象美学引论——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文学新潮语言阐释》《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清末民初文化转型与文学》等，并曾主持完成“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建设”等重大项目。由此可以说，贯通中西两大传统是其提出“心性现实主义”学说的深厚学理基础。
在《心性现实主义论稿》中，王一川系统梳理了近现代以来几位新儒学大家对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领悟和实现现代转化的探索路径，如梁漱溟的“理智运用直觉”说、张岱年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六个特点和四种观念的概括、牟宗三对中国文化的“生命”观和“仁智合一”特点的论述、钱穆对“天人合一”的现代理解、庞朴论文化的“三层次”说、张世英对“万物一体”的现代阐释、徐复观的“忧患意识”说，以及美学家李泽厚的“乐感文化”说等，进而回溯到王阳明的“心学”和儒家早期的“人心感于物”“仁心”之说，并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西学为参照，最终提炼出“心性论”，与来自西方的现实主义理论相融合，从而提出“心性现实主义”之说。
这一论述理路，既立足于中国传统，又兼容了西方观念；既强化了文艺的“心性”本质，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权且不论具体观点，仅其论述方法与理路，便在探寻中国现代文艺理论批评民族主体性和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以及中国传统如何实现现代转化的探索中，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民族主体性和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绝不是要复古，更不是要以中国传统去替代西方传统，而是要立足中国传统，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中西传统的有效融合；只有中西贯通与融合，才是中国传统实现现代转化的可行之路。
万物通心：现实与心灵的融合
理解心性现实主义学说的难度在于如何将“心性”与“现实主义”联系起来、如何跨越主客体的界限、如何认识其与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的关系等。
现实主义的学理根基是唯物论和反映论，唯物论决定了“现实”的“物”的属性，反映论决定了文艺家与现实之间的严格的主客体关系。而无论是“心”还是“性”，都有着明确的唯心论和主体属性。那么如何在观念中打通唯物与唯心、主体与客体、体与用的区隔，则是构筑心性现实主义学说的关键所在。
王一川充分借助中国传统文化哲学中概括出来的“万物通心”观念，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创造性，实现了对上述区隔的跨越，提出了文艺创作中“心物相通”的三个现实层面，即近心感现实层面、近心明现实层面、心感—心明现实交融层面。
“心”与“物”、心灵与现实的融合，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反映论，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哲学中的天地人合一的观念和中国文论中情景交融的境界说，更符合文艺创作的实际情形。因而“万物通心”便成了一把钥匙，打开了“心性”与“现实”的连通之门。
三个现实层面，正是文艺家在创作过程中实现“心”“物”合一、心灵和个性与现实交融的真实过程。心感是文艺家深入现实生活、感知现实生活的过程，也是我们今天倡导的“深扎”过程；心明是文艺家用自己的心灵之光照亮现实生活的过程，也是现实生活进入文艺家灵感的过程，且体现中国传统“心学”的明觉之道；心感—心明交融则是文艺家艺术语言的生成过程。可以说，这三个现实层面，正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产生的真实而完整的过程。如此，“心性”与“现实”便以“主义”的名义联系在一起了。
及物的理论与落地的批评
心性现实主义学说的另一个可贵之处，在于它并不是一种空洞的学理，不是一种悬置于文艺实践上空的玄学，而是一种及物的理论与落地的批评。
《心性现实主义论稿》首先便将“心性现实主义”置于现实主义理论进入现代中国后的几种实践形态的序列之中，即在与“启蒙式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伤痕’式现实主义”“‘新写实’式现实主义”等几大阶段的实践的对比中进行辨析，进而论述了心性现实主义范式的兴起、定性和成熟过程。
更重要的是，王一川用心性现实主义学说深入分析和评论了大量小说、电影、电视剧、网络剧、舞台剧等多种样式的艺术作品及其中的人物形象。《心性现实主义论稿》共十一章，其中用从第四章到第十一章长达八章的篇幅，来进行具体作品的分析和评论，论及作品有数十部。这一情形一方面可以见出王一川长期深耕中国文艺实践的心力和功力，另一方面充分说明心性现实主义学说是在丰厚的文艺实践土壤上生长出来的，更重要的方面在于表明理论不是用来彰显理论家的学问的，不是用来自圆其说的，而是来自实践并用于实践的。王一川用深耕文艺作品，演示了一种文艺理论应该如何及物、如何落地于批评实践之中，成为一种可用的、可以通达文艺现场、可以干预文艺实践的活态理论。
心性现实主义学说、《心性现实主义论稿》和王一川的治学精神，具有多方面的启示意义。惜乎，这篇小文不能尽述之！当然，心性现实主义是一种创新的学说，还有进一步拓展和延伸的空间，譬如现实的三个层面中的第三个层面，既是心感—心明现实交融层面，也是心感—心明现实实现符号化的过程，由此可以纳入符号学、语言学和修辞学等领域的学术成果等。这些未竟的学术建构，还有待王一川和学界更多的同仁去进一步探索。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