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摄影发挥了见证历史、记录战争、宣传正义的重要作用。
中国抗战摄影图片一方面极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让军队、老百姓以及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抗战的真相和人民英勇无畏的坚强抵抗，鼓舞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坚定抗战信念，参加革命；另一方面使得国际社会加深对中国抗战的认知，取得他们对抗战的支持和支援。在枪炮与相机共存的战场上，摄影所留存下的图像，见证了血与火的历史，保存了珍贵的集体记忆，也参与了后来的国家视觉形象建构。
西方社会最初对中国的抗日战争缺乏直观了解，这一情况随着各大主流媒体，如美国《生活》杂志、美联社、合众社等纷纷派出自己的战地摄影记者报道战事后有了改善。从留下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台儿庄的生死鏖战、武汉大轰炸的人间惨状、花园口炸堤后的满目疮痍，也可以看到中国军人不屈的脊梁和抗战到底的决心。这些摄影作品对在西方世界宣传中国抗日战争的正义性起到了重要作用。
抗战期间大部分留存到现在的影像作品由中国随军摄影师完成。拍摄内容涵盖行军作战、休养生息、敌后建设、乡村和城市景观、士兵军官肖像等方方面面，战争的残酷、日军的凶残、抗战的英勇、人民的苦难都能在摄影画面中看到。中国摄影人在拍摄时带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他们既是战士，又是记者。他们拿起相机的目的就是把摄影当作武器。沙飞提出的“摄影武器论”是当时中国纪实摄影的共识。
1937年8月15日，《广西日报·时代艺术》刊登了沙飞的文章《摄影与救亡》。“‘唤醒民众’是当前救亡运动的急务。但是，直到现在，文盲依然占全国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以上。因此单用方块字去宣传国难是绝不易收到良好的效果的。摄影即具备如述的种种优良的特质，所以，它就是今日宣传国难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在抗战的烽烟中，所有的文艺，如话剧、电影、文学、音乐等都在为救亡服务，而在大部分老百姓是文盲的情况下，直观、形象、真实的摄影在宣传上能起到独到的作用。
抗战期间，许多优秀的摄影工作者都是“摄影武器论”的有力践行者，除沙飞之外，石少华、吴印咸、郑景康、徐肖冰等一大批摄影师都在实际工作中努力践行摄影为抗战服务的精神。沙飞的《战斗在古长城上》成为中国军队抗战的有力象征；石少华六进六出白洋淀，拍摄了《白洋淀上的雁翎队》组照；吴印咸拍摄的《白求恩大夫》永远地留在中国人民心中；郑景康《国破家亡，流离失所》记录着一个民族的苦难；徐肖冰《胜利曙光》坚定了抗战的决心和信心，还有方大曾、齐观山、苏静、吴群、邹健东、罗光达、赵烈、袁克忠、高帆、高粮、舒宗侨、童小鹏、流萤等一大批新闻工作者，包括抗日将领叶挺、张家萍等都在紧张的战斗之余运用摄影这个武器，使用它、掌握它，让它为抗战服务，宣传抗战、发动民众、鼓舞士气、积蓄力量。摄影作为武器在抗日战场的宣传战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如何进行广泛的抗日宣传？印刷出版画报成为最有效的途径和方式之一。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到1942年，作为传播出版业重镇的上海、南京、武汉、广州、香港等地，出版印刷工厂遭到摧毁性轰炸。而地处河北平山县的碾盘沟村，于1942年7月7日出版了中英文双语《晋察冀画报》，全面报道了晋察冀边区5年来的战斗和建设情况。当时的山沟沟条件艰苦，同时，日军也在不断地进行扫荡，随时要进行战斗。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完成出版，相关人员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
日军为打击我军的宣传力量，曾多次突袭画报社。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期间在晋察冀牺牲的摄影师和画报工作人员有27人之多。我们今天能见到的摄影作品可谓是鲜血染就。在血与火的战场上，中国抗战摄影作品形成了独有的特色。
《晋察冀画报》的刊发让外界全面了解了根据地抗日的实际情况，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截至1948年5月，《晋察冀画报》共出版了13期，印刷了约32000份。与此同时，画报社还出版有《季刊》《丛刊》《增刊》等刊物。《晋察冀画报》系列出版物的出版，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军民对于抗战必将取得胜利的信心。各根据地借鉴《晋察冀画报》的成功经验，纷纷出版自己的画报，如《山东画报》《东北画报》等，也通过幻灯、卡片传单、战斗画片、摄影墙报、给英模功臣拍照留影、用照片做纪念章和贺年片等多种多样的宣传方式，对抗战进行全方位的宣传。与此同时，还开展摄影展览、理论建设、人才培训、底片保管等系列工作，以画报为中心，建构起结构严谨、管理有序的新闻摄影和宣传组织体系。
《晋察冀画报》及相关出版物，以及晋察冀根据地的摄影作品，在抗日战争时期，呈现了晋察冀根据地军民的战斗、建设与生活，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及根据地军民艰苦抗战的历史见证，其系统保存的大量图像资料不仅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更有深远的文献价值。
丰富的抗战摄影作品构成了一部珍贵、生动、具体的抗战影像史。通过这些照片，我们能够回溯民族记忆，解读历史细节，抵达历史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