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力中国早期电影传统 助推蜀地电影高质量发展 | 中国艺术报

《中国艺术报》2026年3月20日  7版

当数智化的浪潮以不可阻挡之势重塑当代影像美学，当奇观“陷阱”日益成为文艺创作不得不警惕的集体征候，蜀地电影是否只能在新技术的裹挟中被动前行？回望中国电影史来路，那些镌刻在早期胶片上的精神印记，或许可为今日蜀地电影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珍贵的文化基因与思想根脉。实际上，中国早期电影并非仅是技术稚拙的历史遗迹，它在不断迭代的影史脉络中孕育出一系列值得深耕的精神传统，如“良心主义”的创作伦理、人文关怀的价值取向、地方视角的叙事智慧、以峨眉电影制片厂为代表的区域电影实践等，它们在今天非但未曾过时，反而恰可成为抵御同质化奇观、锻造地域辨识度的文化根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第一代中国电影人在初成局面的制片实践中加以权衡与调谐，逐渐形成“良心主义”的创作理念与美学样式，强调电影应承担的社会教化功能，关注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底层疾苦以传递影视故事中的向善力量：郑正秋执导的电影《姊妹花》借一对孪生姐妹的命运对照，既呈现阶级鸿沟，又以骨肉亲情唤起观众共情；蔡楚生执导的电影《渔光曲》则以质朴笔触描绘东海边的渔民生活，让苦难与坚韧交织成感动时代的影像诗篇。中国早期电影“良心主义”的观念传统对今日蜀地电影的启示在于：技术的更新换代不应以牺牲人文的温度为代价，蜀地电影工作者可延续此一精神脉络，在运用数智技术呈现三星堆的神秘瑰丽、九寨沟的山水奇观等时，要始终将镜头对准土地上“人的故事”——无论是川江号子传承人的坚守，还是乡村振兴中返乡青年的抉择，抑或是民间技艺传播者的初心等，以技术赋形，以“良心”为魂。其实，当技术服务于人而非遮蔽人，蜀地电影才能在奇观泛滥的时代保持真挚的情感穿透力和感召力。

与“良心主义”相呼应的乃是中国早期电影所体现出的深厚的人文关怀色彩。电影《神女》中由阮玲玉饰演的母亲与“站街女”的双重身份将一个底层女性的尊严和牺牲刻画得入木三分；电影《马路天使》以都市边缘小人物的群像视角让笑声和泪水共同沉淀为对生命的尊重。这些经典之作足以证明，真正动人的电影永远聚焦于具体的人、他们的生活及面临的困境与希望。鉴于此，蜀地电影也应立足具有浓郁人文底色的蜀地生民文化，如李劼人的“大河小说”三部曲所细腻描摹的成都平原市井生活、沙汀笔下川西北部村镇的时代苦闷与人性挣扎等揭示出的重要文学资源等，皆借鉴早期电影“以小见大”的叙事智慧，在宏阔的历史变迁与地域发展中聚焦普通人的命运转折——如讲述“三线”建设者后代重返故地，经由个体记忆的游走与探寻，来折射蜀地工业文明的沧桑与新生；或以川剧艺术家、传统手工艺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为主角，借其人生沉浮映照传统艺术在当代的生存境遇等。可以说，这种“见人、见事、见时代”的创作路径正是早期电影人文传统在当代的传承与回响。

当然，中国早期电影并非只有上述电影中的“上海视角”，区域电影的萌芽同样值得关注，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各地电影制片厂的建立与引导示范。作为蜀地最重要的电影生产基地，诞生于1958年的峨眉电影制片厂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创作气质：既真实记录与展现巴蜀风土人情，也深度挖掘西南地域精神和历史变迁——电影《嘉陵江边》对一位技术工人曲折的一生和不断精进的成长路线的描绘，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对20世纪50年代末凉山彝族地区社会主义建设中浮现的人伦亲情与民族团结的主题思辨，皆在不同程度上浸润着蜀地的地域特色、地缘文化与风格标签。

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地方视角”的价值重申不容多辩，它为宏大的中国叙事提供了具体而微的注脚，使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得以在影像中更加鲜活地呈现。今日蜀地电影当继承峨影厂“立足本土、面向全国”的创作意识，在题材选择、人物塑造、美学风格与文化精神等方面自觉融入蜀地元素。这不只是要将地方文化简单作为拍摄背景或视听噱头，而是要使其成为叙事的内在逻辑与情感的发生机制。如讲述川江航运变迁的电影就应聚焦人物命运与江水涨落、滩险弯急所形成的隐喻关系来引发观众对历史记忆和角色共鸣的情感牵动；又如展现蜀地藏族文化与汉文化交融的电影也应在电影语言中寻找多声部的交流与表达方式；再如涵纳川菜美食、蜀地名流、市井精神、方言文化、礼俗习惯等的电影。新时代的蜀地电影创作应借助“地理意象—文化记忆—身份重构”的互文转译等，促进蜀地电影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文化辨识度的创作现象或创作群像，而非仅是地理标签的挪用与形象符号的堆砌。

中国早期电影的历史传统是一座有待深度挖掘的精神矿藏。正在寻求突破的蜀地电影，完全可以从中获得“以传统滋养创新，以技术承载人文”的精神坐标与方法论启示：“良心主义”启示人在技术喧嚣之下如何不忘道德初心，“人文关怀”提醒人在追逐奇观时仍需凝视具体的人和事，“地方视角”则激励人在全球化浪潮中坚守文化根脉。当蜀地电影工作者将镜头对准这片土地上的山川风物、市井烟火、个体命运与集体记忆，当置身于科技洪流中始终怀揣早期电影人那份对生活的赤诚之心，蜀地电影便踏上了从历史资源到当代激活的路径，并拥有了最坚实的根脉与高质量发展的可能。正所谓，借力并非守成，而是为了更有力地创新；回望并非怀旧，而是为了更清醒地前行——根植于斯，蓬勃于时。

作者系成都大学副教授、成都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影视评论专委会理事